郭怡青／预防熟识者性侵　两性教育要及早

　　她是个直爽的人，很多男性友人都是她的「哥儿们」。以前她也曾和这些哥儿们在夜晚单独出游过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出格的事。这天，她在社团主办的活动有些状况，半夜她心情不好睡不着，拿出手机翻脸书，正好一位还算熟悉、也被她认为是好哥儿们的同班同学用私讯和她打招呼。她讲了白天不顺利的状况，说句「心情不好」，于是对方回应「不然我来陪你？」她同意了，但就出事了。

　　发生关系时，她脑袋一片空白，极度恐惧之下她全身僵硬，力气像是被抽光。她弱弱地说了几次「不要」，用不太有力气的动作推挤及挣扎表示抗拒，但从客观上看来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。性事结束后，他呼呼大睡，她却坐在床边流泪了一整晚，感到害怕，不管是对眼前这个人，还是自己的未来。她感到自责，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没有防备心；她感到厌恶，因为自己脏了。

 

　　隔天清晨他满足地醒来，问她怎么没睡，她没回答，只说与闺蜜有约该走了，于是他载她去学校找人。他离开后，她带着低落的心情，玩笑似的跟闺蜜说了一句，「我和他上床了」。闺蜜忙问怎么回事，她想把昨晚的事当笑话般讲给闺蜜听，说着说着却大哭了起来，边哭边骂，骂他，也骂自己。闺蜜脸色凝重地告诉她：「你这是被性侵了。」

 

　　性侵被害人在被性侵后，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创伤反应，但大多数最先想到的是责怪自己，然后才会慢慢醒悟其实是被性侵；这在被害人对加害人无警觉心而导致的、俗称「约会强暴」的状况尤然；于是，有人很晚才提告，有人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提告。

 

　　但进入司法程序后，这样的情形会导致提告原因的质疑—告诉人是因为要给亲友交代才谎称是性侵。而且，这类型性侵案件的被害人进入诉讼程序后，若加害人主张双方合意，警察或检察官调查时得找到「违背被害人意愿」的证据，通常会把过程问得很细，甚至对于「为何不反抗」以及「为何要提告」多所质疑，造成被害人的不舒服。

 

　　反观加害人这一方，由于从头到尾认定（事实上多是自以为是的认定）是双方你情我愿，所以对于性侵的指控通常也会特别愤怒，于是会在法庭上甚至私底下中伤被害人。被害人觉得受伤，加害人也觉得委屈，所以司法程序走到最后，无论起诉不起诉、定罪不定罪，都只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。

 

　　我们得承认，这种约会强暴类型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通常都是以告诉人最无法接受的不起诉或无罪判决收场。这是由于刑罚的最后手段性，以及常见的证据极度不足使然—被告承认有性关系的性侵案，双方有无合意，能证明的通常只有告诉人的证言，而告诉人不可能说对被告有利的证言。其实，性侵案所要求的证据已比其他案件要来得宽松，但从「刑罚的使用原本就该被制约」的角度，要从告诉人单一证言去论被告的罪，仍然不是（也不该是）容易的事。

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告诉人在司法程序上会受到二度伤害，除了因为刑罚的门槛高、不容易获得有罪的结果所导致；但更多的却是导因于司法实务人员的态度。其实，只要警察或司法官在审问时，不要让当事人只感受到敌意及不被信任，对于其可能面临的结果尽可能做说明，当事人对于不利于己的结果不见得不能接受。

 

　　最后还是要强调，只有透过教育，才是减少熟识者性侵的根本之道。不过现在的教育或宣导只告诉大家不要成为潜在的被害人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，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才能不成为潜在的加害人。性侵案件的防治，刑事处罚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