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术绝不是肤浅的才能
灵魂是前进的,所以它几乎从不重复自已,而是力图在每一个行为中推出新的更加美好的形象。在实用作品或美术作品中,这一点经常得到表现。所以,美术的目的不是模仿,而是创造。对风景画而言,画家应当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日常没有注意到的美。他不应拘泥于表现大自然平凡的枝枝节节,而应把大自然的精神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画家应当知道,在他的眼中,风景画之所以是美的,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有益的思想,而这种思想是他在观察大自然的景象时获得的。他应该重视这种自然的表现,而非表现自然本身,所以应该在临摹中将那些冲击他心灵的美表现出来。他所表现的,应该比阴郁还要阴郁,比阳光还要阳光。在肖像画中,他需要刻画的是性格,而非五官外貌,必须把那个临摹的对象看成是一种内在和抱负的不完美的载体。
如果不是创作冲动,那我们在一切精神活动中看到的那些选择和省略又是什么呢?因为它启发人们用比较简单的象征表达一种更大的意义。一个人如果不是大自然对自我的成功描述,又是什么呢?如果不是比地平线上的风景更美好、更紧凑的一幅风景——大自然的折衷主义——人又是什么呢?如果不是一种成功,那他的谈吐举止、他的热衷绘画、热爱大自然又是什么?艺术省略了一切漫长的空间、沉重的形体,而把精神或寓意压缩成一句警言,或者一笔描画。
艺术家们必须把捕捉到的象征,在他的时代和国家应用,向他的同胞传达那些更大的意义。这样,艺术才能推陈出新。当代天才在自己的作品上盖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章,赋予它一种无法想象的魅力。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艺术家,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,它就会维持同等程度的辉煌,它就会在同等程度上向未来的观众表现“未知”“必然”和“神圣”。谁也不能在他的创造中剔除这些“必然成分”,谁也不能超脱时代和国家,谁也不能臆造一个与其所处时代的宗教、教育、政治、习俗和艺术毫无关系的艺术。他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抹去时代的印迹。逃避恰恰暴露了他所浸淫的习俗。试图超越它的意志,逃离它的视线,避开他所呼吸的空气,摆脱他和他的时代共同的观念,反而使他不得不沾染了时代风尚,自己却浑然不知。不可避免地,在他的作品中存在某种个人才能所无法描绘的魅力,就像有一只巨手抓住了艺术家的笔和凿子,指引着他在人类历史上刻下一条线。在埃及,这便是象形字,在印度、中国和墨西哥,这便是偶像所具有的那种价值,不管它们多么粗糙、多么不成形,但他们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灵魂的高度,这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,而是像世界一样深沉的必然造成的结晶。现存的造型艺术作品,具有历史一样的最高价值,也想在这种命运的肖像上刻下无可磨灭的一笔。可以说,这是一种完善而美丽的命运,一切生命都要按照它的指令走向至福。
因此,用历史的眼光看,艺术的功能就是教育人们认知美。我们沉浸在美中,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美。所以需要通过展示一些有特色的东西,帮助和引导我们唤醒那些蛰伏的情趣。我们雕刻,我们绘画,我们研究形体奥秘,我们观赏雕刻和绘画。艺术的优势就在于超脱,把一件事物从目不暇接、纷然杂陈的众多事物中分离出来。直到一个物体脱离了与其他诸多物体的联系,才会有喜悦,有观照,但没有思想。我们快乐与否,与它没有关系。婴儿每天兴高采烈,但是他的个性和能力却取决于他每天在区别事物、处理事情上所取得的进步。爱和激情,把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形体周围。某些心灵,习惯了赋予那些与他们邂逅的物体、思想、语言一种排除一切的充实,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象征。这些心灵,就是艺术家、演说家和社会领袖。演说家和诗人手中的修辞技巧,精华就在于超脱,以及借助超脱加以放大的能力。这种修辞技巧,或者使一种事物暂时处于显赫地位——这点在伯克、拜伦和卡莱尔身上表现突出——画家和雕刻家用色彩和石头来表现。这种修辞能力,取决于艺术家对所观照的事物洞察的深度。因为每一件事物都扎根手自然,所以当然可以用来表现它所代表的世界。因此,每一个天才的作品都是当时的暴君,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。在那种天才时刻,无论是一首十四行诗、一出歌剧、一幅风景画、一尊雕像,还是一场演说、一座庙宇的草图、一场战役的规划,或者一次探险旅行的方案,都是值得骄傲的。不久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物体上,它又把自己发展成一个主体,就像前面已经做过的那样。比如说,一座布局完美的花园,好像除了规划之外其他都不值一提;如果我不了解气、水和土,我会以为火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。因为,在自己得意的时刻,成为世界之最,是一切自然物体的权利和天然属性,是一切真正才能的权利和属性,是一切固有属性的权利和属性。一只松鼠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,整个森林也因此成为取悦他的一棵大树,而此时的他并不亚于一头狮子——它美丽而自信,此时此地它就代表自然。我所听到的一首美妙的歌谣,吸引了我的耳朵和心灵,它的感染力可以与此前听过的史诗媲美。一只狗被主人或者一窝小鸟吸引了,这个场景满足一种现实,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现实,其意义不在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之下。这一连串的杰出事物,终于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广阔、人性的丰富,它可以从任何方向奔向无限。而且,我也认识到,在第一件事上让我惊讶和着迷的事情,也会在第二件事上体现出来,万物的优点正在于此。
绘画和雕刻的功能似乎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最优秀的图画,会轻易地透露自己的终极秘密。几个神奇的点,几条神奇的线条,几种神奇的颜色,构成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变化无穷的“人物风景画”,而最优秀的绘画作品,也不过是这些点、线、色所构成的草图而已。绘画之于眼睛,犹如舞蹈之于四肢、当教会身体掌握了自制、灵活、优美时,舞蹈大师就浑然忘却了他的舞步。绘画表现了绚烂的色彩和变化的形体,当我面对天才的绘画艺术时,我看到的是画笔的丰富多彩,以及艺术家在选择和表现时的冷漠。如果他什么都能画,那为什么还要画呢?我睁开双眼,看见大自然在街上画下的永恒的画面:来来往往的大人、孩子、乞丐、淑女,披红戴绿,着蓝穿灰,或者长发飘飘,或者翼毛斑斑,有的皮肤白皙,有的面孔黝黑,有的皱纹满面,有的洋洋自得,有的淘气如顽童——这是一幅顶天立地、海阔天空的图画。在雕刻中,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简洁。
绘画讲究着色,雕刻则讲究形体解剖。当我看过优美的雕像之后再看别的东西,才明白别人说过的那句话,“当我一直阅读荷马史诗时,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巨人。”绘画和雕刻是宴请的体操,能够训练眼睛掌握细微奇妙的特点。没有一尊雕像能够和变化无穷的人一模一样,人本身要超越于任何完美的雕像。我所拥有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艺术馆!这些神态各异的群像,千姿百态、匠心独具的独像,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表现出来。在这个艺术馆里,艺术家既严肃又高兴,对手下的石料即兴创作。一下子一个思想触动了他,一会儿又是另一个想法,他时刻都在改变刀下的人物造型,从风度到姿势到表情。丢开油彩和画架,抛开大理石和凿子,——除非睁开眼睛看见永恒的艺术的手,否则那些作品都是假冒的垃圾。
一切创作最终都有一种原始的动力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切高级的艺术品都能被普遍理解;它们用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使我们的心灵回归简单。无论采用了怎样的技巧,艺术都是原始灵魂的再现,折射着纯粹的光芒,所以对其他自然所造之物来说,它有可被理解的共同之处。快乐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自然是一个艺术化的自然;而对天才的作品而言,艺术是更加完善的艺术。而最优秀的艺术批评家,是那些具有单纯的艺术趣味和艺术敏感,超脱于地方文化和时代影响的人。虽然我们走遍天涯寻找美,但如果我们没有把美带在身边,又怎能找到美呢?美,精华在于一种高超的魅力,那是任何表面的、概括的技巧或艺术规则所无法表现的,也就是说,那是一种人性所散发的光芒——通过石头、帆布或音响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天性中最深沉、最单纯的部分。而对于那些拥有这些光芒的灵魂而言,在于能够透彻地理解这样的艺术品。
在希腊人的雕刻中,在罗马人的建筑中,在托斯卡纳和威尼斯的大师绘画中,最高的魅力就是它们所使用的普通语言。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德性的自白,一种纯洁、爱和希望的自白。我们原封不动地把我们的心灵带回来,只是在记忆中有了更好的说明。
梵蒂冈的旅游者,从一个展览馆到另一个展览馆,穿过一个个雕刻、花瓶、枝形烛台,穿过形形色色的美;看着这些美丽的造物,他可能忘记了是单纯的造就了这些美,也可能忘记了这些美的根源就在他的心里。他研究这些神奇遗迹的种种技巧,却忘记了这些作品最初并非同时出现;忘记了它们经历了多少年代、多少王朝,忘记了每一件作品都是某个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;艺术家在创作的当时,并不知道别的雕像的存在,他的创作灵感只有来自生活、家庭以及个人经历的甜蜜和苦涩,那种怦然心动或者双目交错的甜蜜和苦涩,那种贫穷、困苦、希望、恐惧交织的甜蜜和苦涩。这就是他的灵感,这就是他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你的心灵的根源所在。艺术家的力量有多大,他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自己的个性。
无论如何,艺术家都不能受到材料的局限或者妨碍;相反的是,在艺术家手中,顽石变成了随意揉捏的蜡,为了让艺术家充分地、原原本本地表达自己。在新罕布什尔某个农场角落灰突突的破房子里,在边远林区的木头房子里,或是在城市贫民区压抑的狭窄的公寓里,贫困和命运已经把这些房屋、天气和生活方式变得既可憎又可爱。这些房屋、天气和生活方式,并不能妨碍艺术家无所顾忌地倾泻自己、表达自己;艺术家也因此不必受到因袭的自然和文化的影响,而不必去理会什么罗马或者巴黎模式了。
我记得年经时就听说过意大利绘画精妙绝伦,当时我就想那些伟大的作品一定和我看过的绘画都不一样;一定是用某种惊人的技巧把色彩和形体结合在一起;一定是某种异国奇迹,就像小学生看到的民兵的短矛和旗帜,显得那么奇特突出。我希望能看到这些无从想象的作品。当我到了罗马,亲眼看见那些绘画,才发现天才把花里胡哨的荒诞炫耀的技巧留给了新手,自己直接指向单纯与真实;它是那么亲切、真诚,和我在其他地方所见到的古老永恒的事实一样——我活着就是为了了解这些事实;它就是我们了如指掌的简单明了的你和我——那种家喻户晓简单。
我在那不勒斯的一座教堂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。在那里,我发现除了地点之外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于是我对自己说:“你这傻孩子,你漂洋过海浪迹天涯,寻到这里,就是为了发现和家里一样的东西么?”同样的,在那不勒斯的学术宫雕刻馆里,我又看到了同样的事情;我来到罗马,来到拉斐尔、米开朗琪罗、萨基、提香、达芬奇的绘画前,又看见了同一事实。“什么,老田鼠,你钻地钻得好快啊!”它陪伴我旅行,我以为我已经留在波士顿的东西,却又在梵蒂冈、米兰或巴黎发现了,结果一路的旅行呈现出某种荒唐的意味。
现在,我想所有的绘画都应该让观众感到习惯,而不是眼花缭乱。技巧千万不能超过绘画本身。最能让人震惊的恰恰是常识和坦白。伟大的行动是最简单的,伟大的绘画也是最纯朴的。
拉斐尔的《基督显圣容》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简单和纯朴。整幅画闪耀着一种宁静、慈祥的美,直指人的心扉,就像他在直接呼吸你的名字那样。耶稣柔美崇高的脸让人叹为观止,但对那些希望看到富丽堂皇的人来说,将会大失所望。拉斐尔笔下的耶稣,熟悉、纯朴、普通,就像你的邻居或朋友。画商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,但当你的心被天才触动的时候,就不要听画商的品头论足了!画并不是为了画商画的,而是为你而作,是为那些能被纯粹、高尚的情感打动的眼睛画的。
最后,我们必须坦承:就我们所知,艺术仅仅是最初的开始。让我们赞叹不已的,不是实际的结果,而是艺术的目标和承诺。只有低估了人类智慧的人,才会妄言创造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。《伊丽昂记》或《基督显圣容》的真正价值,就在于它们是能力的标志。时光的风雨洗刷之下,它们凸现出来,象征着永不匮乏的创造力;而即使在最坏的境遇中,灵魂也要努力把它们表现出来。如果艺术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;如果艺术既不实用,也不道德;如果艺术和良知毫无关联;如果艺术不能让贫穷、卑贱的人感受到高尚和快乐,则说明艺术还没有成熟。艺术工作高于技艺。技艺只是某种不完善或者低贱的本能的流露,艺术却是创造的需要。由于艺术本质上是深广的、普通的、它无法容忍被残废的或者被束缚的双手造就,所有的绘画、雕刻都是这样。艺术不高于人和大自然的造物。一个人应当在艺术中为自己的全部精力找到出口,只要有能力,他就可以绘画或雕刻。艺术应当使人愉悦,从四面八方推倒现实的壁垒,让观赏者体会到艺术家所体会的,并由此造就新的艺术家。
有些艺术历史悠久,有的则已经消亡,绵绵历史可以为其作证。比如雕刻,早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功效了。雕刻本来是一门实用艺术,一种写作方式,野蛮人记录感激或忠心的方式;在一个形体感觉敏锐的民族中,这种幼稚粗糙的雕刻得到提炼,取得了辉煌的成绩。雕刻是一个粗犷而富有青春活力的民族的游戏,而非一个聪明而讲究精神思考的国家劳动。在一棵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的橡树下,在一个充满了永恒的艺术眼睛的天空下,我看一条大道朝天;然而在我们的造型艺术作品中,尤其在雕刻作品中,创作已经被逼入死胡同。毋庸讳言,雕刻中存在着某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和讲究,就像玩具的细微或者剧院的虚饰一样。天性超越于我们的思维之上,我们无法发现其中的秘密。
然而,美术馆却受到大众情绪的支配,有时会变得十分轻浮。我并不奇怪,一贯关注日月星辰轨迹的牛顿,不清楚彭布洛克伯爵对石头玩偶的惊人发现。雕刻艺术,可以让学生领会到形体的深奥秘密,可以教会学生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雄辩的语言。在煽动万物、热火朝天的新活动面前,雕刻会显得冷冰冰的,甚至有点虚假。绘画和雕刻就是形体的狂欢。然而真正的艺术永不凝滞,总在变化。最甜美的音乐并非来自圣堂。而是出自人的声音,如果这个声音能够表达出温情、真理或勇气。圣乐和清晨、太阳、地球无缘,但那令人信服的声音却和这一切非常契合。所有的艺术品都不是超脱的,而是即席的表演。伟人的每一个姿态和行为都是一尊新的雕像,美人是一幅让所有观赏者发狂却不忘理智的画,人生可以是一首诗或一部传奇,更可以是抒情诗或史诗。
如果有人宣告发现了创造的规律,这一宣告会把艺术带自然王国,而不再是游离的、异已的存在。现代社会中,创造和美的源泉几乎枯竭。一部通俗小说,一座剧院,或者一家舞厅,使我们感到我们都是世界这个贫民窟里的乞丐,没有尊严,没有技巧,没有勤奋。艺术也是同样的贫困、卑劣。那古老的悲剧性的“必然”,降落在古代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们的身上,因为这些形象是自在自为的;艺术家沉醉于对形体的不能自拔的爱好,自然表现为这种奢华。这种古老的悲剧性的必然,使得凿子或笔失去尊严。而现代的艺术家和鉴赏家们却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才能,或者建造逃离人生种种罪恶的避难所。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形象,所以逃向艺术,通过一首曲子、一尊雕像、一幅画表达自己尚存的良知。某种程度上,艺术和人类的感官具有同样的功能,即把美和实用分开来,修饰那无可避免的作品,如果不能爱它,就来欣赏它。这些安慰和补偿,这种美和实用的分离,自然法则是不容许的。如果不是出于宗教或者爱,而是出于享乐的目的去发现美,则会贬低了发现者。
那些在帆布、声响或抒情作品中出现的美,充其量只能形成一种阴柔的、谨慎的、病态的美,并不是真正的美;因为手能完成的事,永远无法超越于心灵所激发出来的作品。
这样,进行分离的艺术本身就得进行分离。艺术绝不仅仅是一种肤浅的才能,而必须发自人的内心深处。现在人们看不到自然的美,于是去造一尊自以为美的雕像。他们讨厌别人,认为他们乏味、愚顽不化,于是寄情于颜料与石头。他们厌弃平淡无奇的生活,却去创造一种自称为诗意盎然的死亡。他们草草了结日常事务,沉溺于桃色的白日梦中。他们花天酒地,梦想日后实现理想。如此一来,艺术遭到了贬斥,虚妄掩盖了心灵,美成为悖逆天理的事情,死亡似乎是惟一的终点。但是,如果换个方向,先为理想服务,然后再吃吃喝喝,在吃吃喝喝的过程中,在呼吸中,在生命的过程中,为理想服务,不是更好一些么?必须把美和实用的区别忘记。
如果历史是真实的,如果生活是高尚的,美和实用就不太容易区分开来。在大自然中,一切都是有用的,一切都是美的。它之所以美,因为它是活的、运动的。能够生殖繁衍;它之所以有用,因为它均衡、漂亮。立法机构无法传唤美,而英国或美国也无法重复希腊历史上的美。美将一如既往地,在认真、勇敢的人们中间一跃而起。我们无法通过天才去重复古老艺术中的奇迹;艺术的本能是在新的世界中,在田野和路边,在商店和工厂,去发现美和神圣。艺术从一个虔诚的心灵出发,把铁路、保险公司、股份公司、法律、议会、商业、电池、电瓶、棱镜、化学家的曲颈瓶,升华出一种神圣的价值,而现在我们只是从中发现商业价值。当它的使命高尚、恰当的时候,一条跨越大西洋的轮船把新老英格兰连接起来,像一颗行星那样准时抵达港口,这就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第一步。圣彼得堡的船由磁力的吸引,沿着勒拿河航行,本身就是崇高庄严的。当人们在爱中学习科学,在爱中行使科学的力量时,这些力量就成为自然造物的补充和继续。
画家应当知道,在他的眼中,风景画之所以是美的,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有益的思想,而这种思想是他在观察大自然的景象时获得的。他应该重视这种自然的表现,而非表现自然本身,所以应该在临摹中将那些冲击他心灵的美表现出来。他所表现的,应该比阴郁还要阴郁,比阳光还要阳光。在肖像画中,他需要刻画的是性格,而非五官外貌,必须把那个临摹的对象看成是一种内在和抱负的不完美的载体。
如果不是创作冲动,那我们在一切精神活动中看到的那些选择和省略又是什么呢?因为它启发人们用比较简单的象征表达一种更大的意义。一个人如果不是大自然对自我的成功描述,又是什么呢?如果不是比地平线上的风景更美好、更紧凑的一幅风景——大自然的折衷主义——人又是什么呢?如果不是一种成功,那他的谈吐举止、他的热衷绘画、热爱大自然又是什么?艺术省略了一切漫长的空间、沉重的形体,而把精神或寓意压缩成一句警言,或者一笔描画。
艺术家们必须把捕捉到的象征,在他的时代和国家应用,向他的同胞传达那些更大的意义。这样,艺术才能推陈出新。当代天才在自己的作品上盖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章,赋予它一种无法想象的魅力。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艺术家,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,它就会维持同等程度的辉煌,它就会在同等程度上向未来的观众表现“未知”“必然”和“神圣”。谁也不能在他的创造中剔除这些“必然成分”,谁也不能超脱时代和国家,谁也不能臆造一个与其所处时代的宗教、教育、政治、习俗和艺术毫无关系的艺术。他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抹去时代的印迹。逃避恰恰暴露了他所浸淫的习俗。试图超越它的意志,逃离它的视线,避开他所呼吸的空气,摆脱他和他的时代共同的观念,反而使他不得不沾染了时代风尚,自己却浑然不知。不可避免地,在他的作品中存在某种个人才能所无法描绘的魅力,就像有一只巨手抓住了艺术家的笔和凿子,指引着他在人类历史上刻下一条线。在埃及,这便是象形字,在印度、中国和墨西哥,这便是偶像所具有的那种价值,不管它们多么粗糙、多么不成形,但他们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灵魂的高度,这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,而是像世界一样深沉的必然造成的结晶。现存的造型艺术作品,具有历史一样的最高价值,也想在这种命运的肖像上刻下无可磨灭的一笔。可以说,这是一种完善而美丽的命运,一切生命都要按照它的指令走向至福。
因此,用历史的眼光看,艺术的功能就是教育人们认知美。我们沉浸在美中,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美。所以需要通过展示一些有特色的东西,帮助和引导我们唤醒那些蛰伏的情趣。我们雕刻,我们绘画,我们研究形体奥秘,我们观赏雕刻和绘画。艺术的优势就在于超脱,把一件事物从目不暇接、纷然杂陈的众多事物中分离出来。直到一个物体脱离了与其他诸多物体的联系,才会有喜悦,有观照,但没有思想。我们快乐与否,与它没有关系。婴儿每天兴高采烈,但是他的个性和能力却取决于他每天在区别事物、处理事情上所取得的进步。爱和激情,把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形体周围。某些心灵,习惯了赋予那些与他们邂逅的物体、思想、语言一种排除一切的充实,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象征。这些心灵,就是艺术家、演说家和社会领袖。演说家和诗人手中的修辞技巧,精华就在于超脱,以及借助超脱加以放大的能力。这种修辞技巧,或者使一种事物暂时处于显赫地位——这点在伯克、拜伦和卡莱尔身上表现突出——画家和雕刻家用色彩和石头来表现。这种修辞能力,取决于艺术家对所观照的事物洞察的深度。因为每一件事物都扎根手自然,所以当然可以用来表现它所代表的世界。因此,每一个天才的作品都是当时的暴君,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。在那种天才时刻,无论是一首十四行诗、一出歌剧、一幅风景画、一尊雕像,还是一场演说、一座庙宇的草图、一场战役的规划,或者一次探险旅行的方案,都是值得骄傲的。不久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物体上,它又把自己发展成一个主体,就像前面已经做过的那样。比如说,一座布局完美的花园,好像除了规划之外其他都不值一提;如果我不了解气、水和土,我会以为火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。因为,在自己得意的时刻,成为世界之最,是一切自然物体的权利和天然属性,是一切真正才能的权利和属性,是一切固有属性的权利和属性。一只松鼠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,整个森林也因此成为取悦他的一棵大树,而此时的他并不亚于一头狮子——它美丽而自信,此时此地它就代表自然。我所听到的一首美妙的歌谣,吸引了我的耳朵和心灵,它的感染力可以与此前听过的史诗媲美。一只狗被主人或者一窝小鸟吸引了,这个场景满足一种现实,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现实,其意义不在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之下。这一连串的杰出事物,终于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广阔、人性的丰富,它可以从任何方向奔向无限。而且,我也认识到,在第一件事上让我惊讶和着迷的事情,也会在第二件事上体现出来,万物的优点正在于此。
绘画和雕刻的功能似乎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最优秀的图画,会轻易地透露自己的终极秘密。几个神奇的点,几条神奇的线条,几种神奇的颜色,构成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变化无穷的“人物风景画”,而最优秀的绘画作品,也不过是这些点、线、色所构成的草图而已。绘画之于眼睛,犹如舞蹈之于四肢、当教会身体掌握了自制、灵活、优美时,舞蹈大师就浑然忘却了他的舞步。绘画表现了绚烂的色彩和变化的形体,当我面对天才的绘画艺术时,我看到的是画笔的丰富多彩,以及艺术家在选择和表现时的冷漠。如果他什么都能画,那为什么还要画呢?我睁开双眼,看见大自然在街上画下的永恒的画面:来来往往的大人、孩子、乞丐、淑女,披红戴绿,着蓝穿灰,或者长发飘飘,或者翼毛斑斑,有的皮肤白皙,有的面孔黝黑,有的皱纹满面,有的洋洋自得,有的淘气如顽童——这是一幅顶天立地、海阔天空的图画。在雕刻中,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简洁。
绘画讲究着色,雕刻则讲究形体解剖。当我看过优美的雕像之后再看别的东西,才明白别人说过的那句话,“当我一直阅读荷马史诗时,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巨人。”绘画和雕刻是宴请的体操,能够训练眼睛掌握细微奇妙的特点。没有一尊雕像能够和变化无穷的人一模一样,人本身要超越于任何完美的雕像。我所拥有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艺术馆!这些神态各异的群像,千姿百态、匠心独具的独像,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表现出来。在这个艺术馆里,艺术家既严肃又高兴,对手下的石料即兴创作。一下子一个思想触动了他,一会儿又是另一个想法,他时刻都在改变刀下的人物造型,从风度到姿势到表情。丢开油彩和画架,抛开大理石和凿子,——除非睁开眼睛看见永恒的艺术的手,否则那些作品都是假冒的垃圾。
一切创作最终都有一种原始的动力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切高级的艺术品都能被普遍理解;它们用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使我们的心灵回归简单。无论采用了怎样的技巧,艺术都是原始灵魂的再现,折射着纯粹的光芒,所以对其他自然所造之物来说,它有可被理解的共同之处。快乐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自然是一个艺术化的自然;而对天才的作品而言,艺术是更加完善的艺术。而最优秀的艺术批评家,是那些具有单纯的艺术趣味和艺术敏感,超脱于地方文化和时代影响的人。虽然我们走遍天涯寻找美,但如果我们没有把美带在身边,又怎能找到美呢?美,精华在于一种高超的魅力,那是任何表面的、概括的技巧或艺术规则所无法表现的,也就是说,那是一种人性所散发的光芒——通过石头、帆布或音响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天性中最深沉、最单纯的部分。而对于那些拥有这些光芒的灵魂而言,在于能够透彻地理解这样的艺术品。
在希腊人的雕刻中,在罗马人的建筑中,在托斯卡纳和威尼斯的大师绘画中,最高的魅力就是它们所使用的普通语言。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德性的自白,一种纯洁、爱和希望的自白。我们原封不动地把我们的心灵带回来,只是在记忆中有了更好的说明。
梵蒂冈的旅游者,从一个展览馆到另一个展览馆,穿过一个个雕刻、花瓶、枝形烛台,穿过形形色色的美;看着这些美丽的造物,他可能忘记了是单纯的造就了这些美,也可能忘记了这些美的根源就在他的心里。他研究这些神奇遗迹的种种技巧,却忘记了这些作品最初并非同时出现;忘记了它们经历了多少年代、多少王朝,忘记了每一件作品都是某个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;艺术家在创作的当时,并不知道别的雕像的存在,他的创作灵感只有来自生活、家庭以及个人经历的甜蜜和苦涩,那种怦然心动或者双目交错的甜蜜和苦涩,那种贫穷、困苦、希望、恐惧交织的甜蜜和苦涩。这就是他的灵感,这就是他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你的心灵的根源所在。艺术家的力量有多大,他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自己的个性。
无论如何,艺术家都不能受到材料的局限或者妨碍;相反的是,在艺术家手中,顽石变成了随意揉捏的蜡,为了让艺术家充分地、原原本本地表达自己。在新罕布什尔某个农场角落灰突突的破房子里,在边远林区的木头房子里,或是在城市贫民区压抑的狭窄的公寓里,贫困和命运已经把这些房屋、天气和生活方式变得既可憎又可爱。这些房屋、天气和生活方式,并不能妨碍艺术家无所顾忌地倾泻自己、表达自己;艺术家也因此不必受到因袭的自然和文化的影响,而不必去理会什么罗马或者巴黎模式了。
我记得年经时就听说过意大利绘画精妙绝伦,当时我就想那些伟大的作品一定和我看过的绘画都不一样;一定是用某种惊人的技巧把色彩和形体结合在一起;一定是某种异国奇迹,就像小学生看到的民兵的短矛和旗帜,显得那么奇特突出。我希望能看到这些无从想象的作品。当我到了罗马,亲眼看见那些绘画,才发现天才把花里胡哨的荒诞炫耀的技巧留给了新手,自己直接指向单纯与真实;它是那么亲切、真诚,和我在其他地方所见到的古老永恒的事实一样——我活着就是为了了解这些事实;它就是我们了如指掌的简单明了的你和我——那种家喻户晓简单。
我在那不勒斯的一座教堂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。在那里,我发现除了地点之外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于是我对自己说:“你这傻孩子,你漂洋过海浪迹天涯,寻到这里,就是为了发现和家里一样的东西么?”同样的,在那不勒斯的学术宫雕刻馆里,我又看到了同样的事情;我来到罗马,来到拉斐尔、米开朗琪罗、萨基、提香、达芬奇的绘画前,又看见了同一事实。“什么,老田鼠,你钻地钻得好快啊!”它陪伴我旅行,我以为我已经留在波士顿的东西,却又在梵蒂冈、米兰或巴黎发现了,结果一路的旅行呈现出某种荒唐的意味。
现在,我想所有的绘画都应该让观众感到习惯,而不是眼花缭乱。技巧千万不能超过绘画本身。最能让人震惊的恰恰是常识和坦白。伟大的行动是最简单的,伟大的绘画也是最纯朴的。
拉斐尔的《基督显圣容》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简单和纯朴。整幅画闪耀着一种宁静、慈祥的美,直指人的心扉,就像他在直接呼吸你的名字那样。耶稣柔美崇高的脸让人叹为观止,但对那些希望看到富丽堂皇的人来说,将会大失所望。拉斐尔笔下的耶稣,熟悉、纯朴、普通,就像你的邻居或朋友。画商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,但当你的心被天才触动的时候,就不要听画商的品头论足了!画并不是为了画商画的,而是为你而作,是为那些能被纯粹、高尚的情感打动的眼睛画的。
最后,我们必须坦承:就我们所知,艺术仅仅是最初的开始。让我们赞叹不已的,不是实际的结果,而是艺术的目标和承诺。只有低估了人类智慧的人,才会妄言创造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。《伊丽昂记》或《基督显圣容》的真正价值,就在于它们是能力的标志。时光的风雨洗刷之下,它们凸现出来,象征着永不匮乏的创造力;而即使在最坏的境遇中,灵魂也要努力把它们表现出来。如果艺术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;如果艺术既不实用,也不道德;如果艺术和良知毫无关联;如果艺术不能让贫穷、卑贱的人感受到高尚和快乐,则说明艺术还没有成熟。艺术工作高于技艺。技艺只是某种不完善或者低贱的本能的流露,艺术却是创造的需要。由于艺术本质上是深广的、普通的、它无法容忍被残废的或者被束缚的双手造就,所有的绘画、雕刻都是这样。艺术不高于人和大自然的造物。一个人应当在艺术中为自己的全部精力找到出口,只要有能力,他就可以绘画或雕刻。艺术应当使人愉悦,从四面八方推倒现实的壁垒,让观赏者体会到艺术家所体会的,并由此造就新的艺术家。
有些艺术历史悠久,有的则已经消亡,绵绵历史可以为其作证。比如雕刻,早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功效了。雕刻本来是一门实用艺术,一种写作方式,野蛮人记录感激或忠心的方式;在一个形体感觉敏锐的民族中,这种幼稚粗糙的雕刻得到提炼,取得了辉煌的成绩。雕刻是一个粗犷而富有青春活力的民族的游戏,而非一个聪明而讲究精神思考的国家劳动。在一棵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的橡树下,在一个充满了永恒的艺术眼睛的天空下,我看一条大道朝天;然而在我们的造型艺术作品中,尤其在雕刻作品中,创作已经被逼入死胡同。毋庸讳言,雕刻中存在着某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和讲究,就像玩具的细微或者剧院的虚饰一样。天性超越于我们的思维之上,我们无法发现其中的秘密。
然而,美术馆却受到大众情绪的支配,有时会变得十分轻浮。我并不奇怪,一贯关注日月星辰轨迹的牛顿,不清楚彭布洛克伯爵对石头玩偶的惊人发现。雕刻艺术,可以让学生领会到形体的深奥秘密,可以教会学生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雄辩的语言。在煽动万物、热火朝天的新活动面前,雕刻会显得冷冰冰的,甚至有点虚假。绘画和雕刻就是形体的狂欢。然而真正的艺术永不凝滞,总在变化。最甜美的音乐并非来自圣堂。而是出自人的声音,如果这个声音能够表达出温情、真理或勇气。圣乐和清晨、太阳、地球无缘,但那令人信服的声音却和这一切非常契合。所有的艺术品都不是超脱的,而是即席的表演。伟人的每一个姿态和行为都是一尊新的雕像,美人是一幅让所有观赏者发狂却不忘理智的画,人生可以是一首诗或一部传奇,更可以是抒情诗或史诗。
如果有人宣告发现了创造的规律,这一宣告会把艺术带自然王国,而不再是游离的、异已的存在。现代社会中,创造和美的源泉几乎枯竭。一部通俗小说,一座剧院,或者一家舞厅,使我们感到我们都是世界这个贫民窟里的乞丐,没有尊严,没有技巧,没有勤奋。艺术也是同样的贫困、卑劣。那古老的悲剧性的“必然”,降落在古代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们的身上,因为这些形象是自在自为的;艺术家沉醉于对形体的不能自拔的爱好,自然表现为这种奢华。这种古老的悲剧性的必然,使得凿子或笔失去尊严。而现代的艺术家和鉴赏家们却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才能,或者建造逃离人生种种罪恶的避难所。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形象,所以逃向艺术,通过一首曲子、一尊雕像、一幅画表达自己尚存的良知。某种程度上,艺术和人类的感官具有同样的功能,即把美和实用分开来,修饰那无可避免的作品,如果不能爱它,就来欣赏它。这些安慰和补偿,这种美和实用的分离,自然法则是不容许的。如果不是出于宗教或者爱,而是出于享乐的目的去发现美,则会贬低了发现者。
那些在帆布、声响或抒情作品中出现的美,充其量只能形成一种阴柔的、谨慎的、病态的美,并不是真正的美;因为手能完成的事,永远无法超越于心灵所激发出来的作品。
这样,进行分离的艺术本身就得进行分离。艺术绝不仅仅是一种肤浅的才能,而必须发自人的内心深处。现在人们看不到自然的美,于是去造一尊自以为美的雕像。他们讨厌别人,认为他们乏味、愚顽不化,于是寄情于颜料与石头。他们厌弃平淡无奇的生活,却去创造一种自称为诗意盎然的死亡。他们草草了结日常事务,沉溺于桃色的白日梦中。他们花天酒地,梦想日后实现理想。如此一来,艺术遭到了贬斥,虚妄掩盖了心灵,美成为悖逆天理的事情,死亡似乎是惟一的终点。但是,如果换个方向,先为理想服务,然后再吃吃喝喝,在吃吃喝喝的过程中,在呼吸中,在生命的过程中,为理想服务,不是更好一些么?必须把美和实用的区别忘记。
如果历史是真实的,如果生活是高尚的,美和实用就不太容易区分开来。在大自然中,一切都是有用的,一切都是美的。它之所以美,因为它是活的、运动的。能够生殖繁衍;它之所以有用,因为它均衡、漂亮。立法机构无法传唤美,而英国或美国也无法重复希腊历史上的美。美将一如既往地,在认真、勇敢的人们中间一跃而起。我们无法通过天才去重复古老艺术中的奇迹;艺术的本能是在新的世界中,在田野和路边,在商店和工厂,去发现美和神圣。艺术从一个虔诚的心灵出发,把铁路、保险公司、股份公司、法律、议会、商业、电池、电瓶、棱镜、化学家的曲颈瓶,升华出一种神圣的价值,而现在我们只是从中发现商业价值。当它的使命高尚、恰当的时候,一条跨越大西洋的轮船把新老英格兰连接起来,像一颗行星那样准时抵达港口,这就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第一步。圣彼得堡的船由磁力的吸引,沿着勒拿河航行,本身就是崇高庄严的。当人们在爱中学习科学,在爱中行使科学的力量时,这些力量就成为自然造物的补充和继续。
编辑:小鱼 来源:北京都市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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